红军撤离后巴中人民的巨大牺牲

红军撤离后巴中人民的巨大牺牲

1935年4月红军撤离川陕苏区后，国民党军队和地方“还乡团”卷土重来，对凡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党员、干部和群众施以惨无人道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政策，“通南巴”人民付出的代价最大。

疯狂屠杀。巴中渔溪区被杀绝211户，杀死328人。南江上两乡被杀害983人，杀绝43户。通江县被杀害924人，吊打113人，霸产27户，烧房485间，夺妻55人。今平昌县被杀害1000余人，倾家荡产、妻离子1000余户。巴中渔溪反动头子李道元，仅在九镇就杀害了村游击队长陈金中等25人。长赤县团总何岑南，还乡后一夜之间杀害20余名苏维埃干部。敌人杀害红军、苏维埃干部及其他参加过革命工作的群众的手段极其残忍，其刑罚种类有剥皮、抽筋、剖腹等30余种，其残忍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。巴中原乡苏维埃主席杨三元被剖开肚子，挖出心肝，割去舌头，活活整死。平昌乡苏交通员王国仕被用棉花蘸油贴身，“点天灯”折磨死。坦溪乡苏农会主席李涯态被用树桩插入肛门“弹泥丸子”整死。通江县沙溪嘴红军游击队营长杨先孝，因病未跟上队伍，被当地恶霸张xx逮住，先挖去眼睛，再割下耳朵，后在两肩挖两个窟窿，插上两支蜡烛（点肉蜡烛），去祭恶霸地主的祖坟，最后在手脚上捆上石头沉河淹死。

反攻倒算。红军撤离后，国民党军队进入南江县城时贴出标语，明确宣布恢复封建土地所有制，规定“今年地租三七分成”。南江县八庙垭保正王开成，召开保民大会公开叫嚣：“拿了我的东西，退回来；吃了我的东西，吐出来；共产造成的损失，要加倍捞回来！”并规定：“打土豪时分一斗的，要还一斗五。一场之内不还得要加倍！”王开成借土改毁了他的契约之机，大肆假立契约，横加掠夺。贫农王定钦、王定聪土改分的房屋被全部夺去，他们逼得居无定所，外出逃难。红军家属王贾氏房屋4间、田地24背（约5亩），贫农王少轮田地18背（约4亩），均遭霸占。一年之内，王开成掠夺的土地超过了原有数量的6倍，另加瓦房22间、草房两座。巴中义兴乡反动头子逼迫为红军做过事的人，领1935—1945年至少10元一张的“自新证”，造成大部分人逃难而死的惨剧。通江县游击队员李崇金家的2头牛、3头猪，全部被地主豪绅抢走，还罚大洋60元，又勒令扯“良民证”，再度勒索大洋1.6元。

由于反动派的掠夺杀戮，加上“丙子丁丑”（1936至1937年）天大旱，人祸天灾使通南巴平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一次空前绝后的浩劫，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、无吃无穿、生灵涂炭的社会悲惨境况随处可见。1936年春，国民党四川情报处第11号情报员杨维谷视察巴中密报：“巴中县境之东丰（兴）场，门户多闭，途中少行客，唯见饿民扶老携幼向仪陇、营山方向逃走。路旁时见死尸，无人掩埋，巴中饿死之饥民不下八万余人……在巴中县城，每日饿死者约十人，估计全县每日饿死者百人……”。4月9日视察南江密报：“查该县民食短缺，已达极点，故每日饿死400余人。在东榆铺至县城30里，有甲长所辖10户，上月30日饿死22人。惨悼之象不堪目睹。乃该县县长段学斌，罔惜民命，竭泽而渔。因奉专员袁济安电令，对于驻军采买给养尽量协助等情，该县长竟借此成立临时粮秣经理处，名为接济剿匪部队，实则予各乡绅士牟利之机会”。

人民的反抗。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，人民至死不屈，表现出崇高的英雄气概。南江县沙河区苏维埃游击队长刘清题、老屋基乡党支部书记岳家钰，被国民党区长岳利仁、土豪岳见义逮捕后，面对敌人的种种酷刑，他俩始终不吐露一个字。气急败坏的敌人用燃烧的杠炭烧两人的喉咙，直到押赴刑场，他俩用烧伤的喉咙高呼：“打倒土豪劣绅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巴中县石笋堂群众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将贴在村苏维埃的一张马克思画像，复盖于“天神榜”下，完好地保存下来。平昌区苏主席朱家福等，赴刑场时也高呼：“共产党万岁！”“红军万岁！”

巴中县梓桐乡村苏妇女代表陈李氏，被敌人施以十指扎针等酷刑，仍然不改口说“红军好”。敌人将她全身衣服脱光，用香火将其皮肤烧烂，不几天死去。临终前，将儿子陈其富叫到跟前说：“我不行了，但是为了不毁坏红军的名声，我死了值得。红军是我们穷人的救命恩人，你们永远不要忘记红军！”上两区共产党员、乡苏主席彭开吉，被还乡团柳善初、朱和元一伙捉住，要他说出留下的红军的名字和住地，他严厉拒绝，最后被抓到关坝，绑在戏楼柱头上，头一天割去耳鼻，第二天割去下身，仍只字未讲党的秘密，最后刽子手一刀一刀割下他的肉，壮烈牺牲。

通江县土豪付滨，将杜春意一家抢劫一空，杜家被迫搬进玄爷庙湾石洞内住。伏又派杜春和领“精选队”5人前去抄搜，将杜家唯一的一只“抱鸡母”杀掉。杜春意一家在忍无可忍下奋起反抗，乱棒打跑“精选队”，并结束了杜春和的罪恶性命。

在血雨腥风的日子里，通南巴人民还以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无限热爱之情，用各种方式参加和支持巴山游击队继续斗争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一曲巴山壮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