众英雄身陷囹圄

众英雄身陷囹圄

红四方面军在通南巴刚刚站住脚，张国焘便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，对凡对自己有意见的同志实行“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”。1933年2月，张国焘在川陕省第一次党代会上，把那些对他的错误提出过批评意见或有一些错误的同志说成是“右派”，并称“右派是托陈取消派的新生力量，而托陈取消派又是目前反革命派别的领导中心”；5月11日，张国焘又令川陕省委在《关于保卫赤区运动周决议》中写上肃反的内容：“一定要在群众面前揭发改组派，AB团、第三党、取消派之反革命活动”。以此为肃反制造“理论”根据，将一批持不同政见的同志列为肃反对象加以杀害。

首先被问罪的是旷继勋。旷担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，积极向张国焘建议：利用川军内部矛盾作军阀之间的统战工作，以分化瓦解敌人。张国焘谓其思想右倾，将旷降为通江县军事指挥长。反三路围攻期间，张国焘与川军杨森互派代表，在江口进行互不侵犯谈判。他指示旷利用与杨森的旧关系，给杨书信一封，待信发出，即派人截获，作为污蔑旷“勾结杨森，准备叛变”的证据。旷继勋被抓后在狱中正气凛然，决不妥协。1933年6月底，张国焘下令将其秘密处决于通江洪口场。

1933年2月至4月，正值反三路围攻紧张阶段，红军将士正在前线浴血奋战，张国焘借口部队“不纯”，命令在部队中开展“肃反”。他公开点名：“红四方面军中的托陈派的主要领袖，就是余笃三、赵箴吾（红73师政治部主任）、王振华、杨白（红73师参谋长）等。他们利用红军过铁路西进和此次收紧阵地的机会，大大活动”，致使一些从鄂豫皖转战到川北的老骨干，如10师参谋主任吴展、73师217团政委闻盛世、218团政委陈少卿等一批干部遭到杀害。8月10日，又以所谓“右派首领”等罪名，逮捕了正在撰写《与“剿赤”军作战要诀》的参谋长曾中生（长征途中被害），而将《要诀》这一重要军事著作，勾掉曾中生的名字，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印发全军学习。张琴秋虽然被迫写了《申明书》，但被撤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职务，先后被派到红江县代理县委书记、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、妇女独立团政委。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舒玉章亦被杀害。至此，在西征途中小河口会议前后对张国焘提出过意见的同志，几乎全部被杀害或贬职。

不仅如此，张国焘还将肃反扩大到更大的范围。对白区党组织派来的干部大都不信任。如当时中央派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到川陕苏区，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和省总工会秘书长。1934年10月，廖在巴中参加川陕省第四次党代会，张国焘喝令将其抓起来，其罪名是廖的父亲廖仲恺曾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母亲何香凝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。对改编和起义投诚官兵更是难以容忍。在巴中，张国焘下令将红33军（由川东游击军改编）两位师长蒋群麟、冉南轩从前线调下来加以杀害。至于由“川北民军”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的任伟章部，尽管在解放南江和反三路围攻中骁勇善战，但张国焘却因敌人一封任伟章“反水”的策反信件而放心不下，1933年4月，派陈昌浩去南江，解散并清洗了这支部队，任伟章被通知去通江“开会”，受尽酷刑最后被害于通江城郊，独立师中的张右铭、李载浦等主要干部，也先后遭捕杀。在张国焘“知识分子必然是地主富农，地主富农必然是国民党，国民党必然是反革命，反革命必然要杀”的荒唐逻辑下，把一批有知识、有文化的干部从领导岗位换下来（有的甚至遭到迫害），而让一些没有文化没有工作能力忠厚老实的农民担任要职，从而为建立“绝对服从”军阀统治服务。

川陕苏区的内部肃反还曾经扩大到苏维埃政权之中。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、省苏维埃副主席罗海清、赤江县苏主席谭永寿、南江县苏主席岳庄斗、巴中县苏主席刘开贤等多人，在“改造苏维埃”运动中遭到杀害。